滿分：100分 時限：120分鐘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是對應考者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測試。
2．作答時限：120分鐘。其中閱讀資料30分鐘，作答90分鐘。
3．仔細閱讀給定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論要求”依次作答。
二、給定資料
1．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確“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
新生代農民工，也被稱為農民工“第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他們目前占到農民工總數的60％，大約1億人。與他們父輩不同的是，“第二代”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從小就出生并生活在城市或城郊。他們對城市生活較為向往，融入現代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加強烈。與他們父輩相比，新一代農民工少了與農村的血脈聯系以及對農村作為自己歸宿的認同，多了對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這同時也令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尷尬：退回農村，他們做不了合格的農民；融入城市，他們很難逾越橫亙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墻。客觀地看，他們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便工作、生活在某個城市，他們的根仍不在這個城市，而處于城市社會的邊緣，是現實社會的一個邊緣階層。
2．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的一項調查顯示，80％～90％的老一代農民工把工資寄回家或帶回家，65％～70％新生代農民工則將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我打工時想蓋房，兒子一打工就買手機，怕吃苦、怕受氣、愛享受。”金堂縣竹篙鎮常樂社區39歲的農民工易遵尚這樣評價他剛加入農民工隊伍的兒子。易遵尚的兒子今年17歲，去年到成都打丁，結果沒到兩個月，就跑回家里不干了，原因是“太累、不適應”。在家里待了半年后，開始在竹篙鎮上為親戚賣貨，每個月1000多元。
過去在廣東打工時，易遵尚賺的錢八成都寄回家里，生活簡樸。兒子剛工作幾個月，就買了一部幾千塊錢的手機，看到表哥有筆記本電腦后，也想讓易遵尚給他買一臺。易遵尚認為，這是因為新一代農民工壓力沒有那么大了，家里的房子都蓋起來了，生活就沒什么負擔了。
23歲的廣東小伙何云山，現在東莞一家工廠做企管，基本工資1000多元。一到休息日，他就到職業介紹所，有時也上網瀏覽人才網站。他對工資的要求并不高，“和現在薪水一樣就行。就是想多嘗試一些工作、多點見識。”
來自廣西玉林的廖婉怡，在東莞打工，每個月薪水1．500多元。她平時不往家寄錢，“因為父母不要。”她說，父母在鄉下種菜種水果，有時候還在鎮上打短工，一年收入加起來有一兩萬元，加上現在農村也有社保，所以沒有什么后顧之憂。于是，廖婉怡便把大部分工資攢下，設想過幾年回家開服裝店。“我出來就是想長點見識，可不想一輩子打工。”她每次逛街都會留意街上的小店，看看有什么新鮮花樣，“這里比我家鄉時尚得多，回家開店時好多東西可以直接照搬。”
廖婉怡和何云山對工作環境的要求少“物質”多“精神”，“老板和善，工友好相處”，“環境寬松友好”，“工作緊張但不要太累，業余時間有文娛活動”等。他們更在意的，似乎是環境帶來的心理感受。
“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資高低，現在不但要問宿舍、食堂的環境，還要問工廠里有沒有娛樂設施。”賜昱鞋業(深圳)有限公司工會負責人楊詩勇說。
3．在前一天晚上看過CCTV《對話》欄目后，小鄺顯得有些亢奮，他好像獲得了某些啟示，亢奮的狀態保持到了第二天。“他們的年齡和我一樣，但他們都發財了。”小鄺說，他是在網吧里看的電視，里邊介紹了幾位1980年代生人的創業故事。小鄺今年22歲，老家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農村。他很排斥記者所說的“第二代民工”，小鄺解釋說，他現在只是在廣州市東莞區“撈世界”，說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成為老板。
在成為“第二代民工”之前，小鄺一直都在想著怎樣才能發財。初中畢業后買彩票，開三輪摩托車載客，修車，現在是電焊工。“五一”回家，在家里待了兩天，就回東莞的工地了，原因是“老朋友都找不到，不知道干什么”。“我可不想當農民。活到現在，自己都沒有下過幾回地。”小鄺對農村沒有多大的眷戀，“如果沒有父母和老朋友在那里，我也不會想它。”小鄺說。
對于城市，他十分向往，染成淡黃色的頭發和左耳戴著耳釘是能透露出一些信息的。小鄺很坦誠地說，自己的人生觀還沒有十分成熟，“只有天知道我以后會作出什么樣的選擇”。小鄺一直想融入城市的生活，但現在還沒有實現，至少他心里是這么想的。“要想在城市居住。得有房子吧，得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吧。”小鄺說，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是城里人。小鄺的未來在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現在還那么年輕，請不要問我那么長遠的問題。”小鄺說，誰能保證自己的生活沒有轉機呢，“如果我哪一天發了財，看人們還認不認為我是農民工。”
對于要留在城市生活還是最終會回到農村，小鄺思考了很久說：“我還是選擇城市，但如果在結婚之前我還沒有賺到錢，說不定就回家結婚生子了。留下或者離開，底牌并不在我手中。”
底牌在誰的手中？小鄺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沒有歧視，如果沒有排斥，就算苦點累點我應該也能在城市站住腳，但誰知道呢？如果現在這種狀況沒有改變，我一輩子也都是農民的身份。等我發了財，無論如何也要買一個城市戶口……”
4．去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湖南的童方標所在的工廠好久未能發工資，他便向老板討薪。父親知道后大為緊張，不停打電話來勸：“算了吧，別惹事。別惹事！”“我不會像父輩那樣逆來順受，我會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童方標說。
戚勇剛是重慶江北區勞動監察大隊的隊長。在他看來，由于這一批農民工普遍有一定的知識文化，所以法律意識強，對事關自己的政策研究很透，一旦有侵害權益的事情出現，他們會馬上找到相關部門反映，而不會等到過年過節前去“臨時抱佛腳”；同時，他們在反映情況時，會把相關書面材料準備得十分仔細。工作人員據此辦理，以前要幾天甚至幾個月才能了解到的情況，現在一兩個小時就搞清楚了。
去年河南兩小伙的驚人事跡：孫中界在上海打工遭遇“釣魚執法”憤而斷指明志，張海超開胸驗肺以證明自己工作中患上了“塵肺病”。兩人的名字上了新華社“2009年國內熱點人物掃描”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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