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1550—1616），中國明代戲曲家、文學家。字義仍，號海若、若士、清遠道人。漢族，江西臨川人。公元1583年（萬歷十一年）中進士，任太常寺博士、禮部主事，因彈劾申時行，降為徐聞典史，后調任浙江遂昌知縣，又因不附權貴而免官，未再出仕。曾從羅汝芳讀書，又受李贄思想的影響。在戲曲創作方面，反對擬古和拘泥于格律。作有傳奇《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合稱《玉茗堂四夢》，以《牡丹亭》最著名。在戲曲史上，和關漢卿、王實甫齊名，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
湯顯祖生平
1550年9月24日（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湯顯祖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原居臨川文昌里（今臨川文昌橋東太平街湯家山），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內有攬秀樓、清遠樓、毓靄池、金柅閣等），故又自號清遠道人，晚年又號繭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書、好文；祖父湯懋昭，字日新，博覽群書，精黃老學說，善詩文，被學者推為“詞壇名將”；父親湯尚賢是個知識淵博的儒士，為明嘉靖年間著名老莊學者、養生學家、藏書家，重視家族教育，為弘揚儒學，他在臨川城唐公廟創建“湯氏家塾”，并聘請江西理學大師羅汝芳為塾師，課教宗族子弟，生子湯顯祖、湯儒祖、湯奉祖（湯鳳祖）、湯會祖、湯良祖、湯寅祖；伯父湯尚質酷愛戲曲，還從事過戲曲活動，母親自幼熟讀詩書。
雖然湯懋昭、湯尚賢父子門派不同，但均是滿腹經綸的學者，祖輩的認真求學的態度，在湯顯祖幼小的心靈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湯顯祖天資聰慧，從小受家庭熏陶，勤奮好學。5歲時進家塾讀書，12歲能詩，13歲（嘉靖四十一年）從徐良傅學古文詞，14歲便補了縣諸生。21歲中了舉人。按他的才學，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隨整個明代社會一起墮落的科舉制度已經腐敗，考試成了上層統治集團營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為確定貴族子弟世襲地位的騙局，而不以才學論人。1577年（萬歷五年）、1580年（萬歷八年）兩次會試，當朝首輔張居正要安排他的幾個兒子取中進士，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幾個有真才實學的人作陪襯。他打聽到海內最有名望的舉人無過于湯顯祖和沈懋學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籠絡他們。聲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許顯祖等中在頭幾名。以宰相之威勢，加以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誘惑，沈懋學等出賣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湯顯祖卻潔身自好，一無所動。他雖然并不反對張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他憎惡這種腐敗的風氣，因而先后兩次都嚴峻地拒絕了招攬。說：“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苯Y果是可想而知的：湯顯祖名落孫山。而且，在張居正當權的年月里，他永遠落第了。但因此，湯顯祖卻以高尚的人格和潔白的操守，得到海內人士的稱贊。張居正死后，張四維、申時行相繼為相，他們也曾許他以翰林的地位拉顯祖入幕，顯祖都拒絕了。34歲，湯顯祖以極低的名次中了進士，布滿荊棘的仕途從此開始。他先在北京禮觀政（見習），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樂以來，南京是明朝的留都。雖各部衙門俱全，實際上毫無權力，形同虛設，太常寺尤為其中的閑職。有人詠之于詩曰：“印床高閣網塵紗，日聽喧蜂兩度衙。”其閑寂可想而知。然而，當時南京卻是文人薈萃之地，詩文家不論，即戲曲家，前后就有徐霖、姚大聲、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諸名家。湯顯祖在此，一面以詩文、詞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學問，作書中蠹魚。雖至夜半，書聲瑯瑯不絕于口。別人問他：“老博士何為嗜書？”答曰：“吾讀書不問博士非博士。”這種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張居正而終于在這時被嚴加處分的文人形成鮮明的對照。
留都也不太平。這里正進行著文學思想的激烈斗爭。早在嘉靖時代，文壇上就盛行著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萬歷期間，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塵，有加無已。風氣所及，一時有所謂前五子、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類。其中王世貞不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勢力。1583年（萬歷十一年），他以應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這里為刑部侍郎、尚書，地位顯赫。士大夫趨之若鶩。許多人奔走在他門下。他的片言只語，便可“翕張賢豪，吹噓才俊”，儼然為文壇盟主?？墒?，湯顯祖是一個尊重文學而不屈服于權勢的人，他重創新而反對復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優秀的文學遺產而不為復古派所規定的范圍所局限。他的文學思想和旨趣與王世貞輩大相徑庭。因此，他雖與王世貞同在南都，且又為王世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屬，卻不愿與王氏兄弟相往還。他寫信給朋友說：“無與北地諸君接逐之意，北地諸君亦何足接逐也?！备腥さ氖?，湯顯祖為揭露文學復古派的真面貌，還約了友人把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的詩文拿來解剖，劃出他們詩文中模擬、剽竊漢史唐詩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論。王世貞知道后，也無可如何，啞然失笑而已。這表明，湯顯祖不僅不以權勢是從，而且當復古文學思潮籠罩海內時，他有主見，有特識，決不隨波逐流。這不是說湯顯祖有一種先天性的反抗性格，這實際上是他接受古代優秀的文化思想、特別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接受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反理學、反傳統、反專制的思想影響的結果。明代中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在哲學上，出現了王艮、何心隱、羅汝芳、李贄等離經叛道的思想家。他們的觀點雖不盡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縛龍蛇的氣概，痛斥口談道德而心存富貴的偽君子，并以“非圣無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湯顯祖早年就做了羅汝芳的學生，自小跟他學道，讀“非圣之書”。后來又與激進的禪宗大師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進的思想家李贄，讀其《焚書》，十分傾慕。他說：“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時在吾心眼中矣，見以可上人（紫柏）之雄，聽以李百泉（贄）之杰，尋其吐屬，如獲美劍。”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學上的反抗性和斗爭性，也被人稱之為“狂奴”。這樣，他不僅在品格上不愿與專制的統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鋒芒畢露。
1591年（萬歷十九年），湯顯祖在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論輔臣科臣疏》，嚴詞彈劾首輔申時行和科臣楊文舉、胡汝寧，揭露他們竊盜威柄、貪贓枉法、刻掠饑民的罪行，疏文對萬歷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擊。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湯顯祖放逐到雷州半島的徐聞縣為典史。一年后遇赦，內遷浙江遂昌知縣。在遂昌，他“去鉗剭（殺戮），罷桁楊（加在腳上或頸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減科條，省期會”，建射堂，修書院。有時下鄉勸農，常年則與青衿子秀切磋文字。這種古循吏的作風，終于使浙中這塊僻瘠之地大為改觀，桑麻牛畜都興旺起來。也許湯顯祖是把這里當作他的理想王國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監獄中的囚犯回家過年，元宵節讓他們上街觀燈，為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一無顧忌。這使他的政敵終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員的時機一到，他們就出來暗語中傷。湯顯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趕走他。1598年（萬歷二十六年），聽說朝廷將派稅使來遂昌擾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別人攻擊，給吏部遞了辭呈；他也不等批準，就揚長而去，回到家鄉。后來，吏部和都察院以 “浮躁”為由正式給他一個罷職閑住的處分時，他棄此敝履早過三年。
湯顯祖少年時受學于羅汝芳，羅是泰州學派王艮的三傳弟子，這一學派承繼了王守仁哲學思想中的有積極意義的部分，加以發展，又稱“左派王學”。這個學派抨擊程朱理學，懷疑封建教條，反對束縛個性。萬歷年間左派王學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贄。在文學思想上，湯顯祖與公安派反復古思潮相呼應，明確提出文學創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張，把思想內容放在首位。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體體現。湯顯祖雖然也創作過詩文等，但成就最高的還是傳奇。他是中國古代繼關漢卿之后的又一位偉大的戲劇家。他的戲劇創作現存主要有五種，即“玉茗堂四夢”（或稱“臨川四夢”）及《紫簫記》。“玉茗堂四夢”即《紫釵記》、《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這四部作品中，湯顯祖最得意，影響最大的當數《牡丹亭》。
湯顯祖離遂昌任后，曾在臨川和李贄相見。李在獄中自殺后，湯顯祖作詩哀悼。他還推崇反理學的達觀（紫柏）禪師，稱李贄和達觀是一“雄”、一“杰”，認為“尋其吐屬，如獲美劍”。他們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湯顯祖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揭露腐敗政治、反對程朱理學和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基礎。
湯顯祖一生蔑視封建權貴，常得罪名人。晚年淡泊守貧，不肯與郡縣官周旋。這種性格作風使他同講究厲行氣節、抨擊當時腐敗政治的東林黨人顧憲成、鄒元標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這樣“耿介”或“縱誕”的人物。湯顯祖的這種性格特點在作品中也有明顯反映。《明史》記他“意氣慷剴”，“蹭澄窮老”，這評語頗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湯顯祖晚年思想比較消極，這同他潛心佛學有關，也同他辭官后長期置身于政治斗爭之外有關。他自稱“偏州浪士，盛世遺民”，說“天下事耳之而已，順之而已”。后又以“繭翁”自號。
湯顯祖所處的時代，文壇為擬古思潮所左右，繼承“前七子”的“后七子”聲威機盛。湯顯祖21歲時，“后七子”首領李攀龍已去世，但另一首領王世貞繼續為文壇盟主，且“獨操柄二十年”。湯顯祖于青年時期即批評“前七子”的李夢陽、“后七子”的李攀龍、王世貞，指摘他們作品中“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后更抨擊“李夢陽以下”諸人作品“等贗文爾”，并尖銳地說：“贗者名位頗顯……其文事關郭體，得以冠玉欺人?！薄扒昂笃咦印薄拔谋厍貪h，詩必盛唐”的主張，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擬前代作品的永字、造句，乃至改頭換面，剽竊前人詞句。湯顯祖認為“漢宋文章，各極其趣”。他還強調文章之妙在于“自然靈氣”，不在步趨形似之間。他的這些主張對后來高揭反擬古旗幟的公安派有一定影響。可以說，在反擬古派過程中，湯顯祖是從李贄、徐渭到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之間的重要人物。湯顯祖詩作，早年受六朝綺麗詩風的影響，為了對抗“詩必盛唐”，后來寫詩又曾追求宋詩的艱澀之風，他的這些創作實踐并不足以和擬古派相抗衡。湯顯祖的古文長于議論，頗有：好辯：特色。他的書信寫得很富感情，文筆流利，為后人所推崇。他還長于史學，修訂過《宋史》，惜未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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