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清初著名詩人。清順治十四年（1657）進士，初官揚州推官，入為部曹，轉至翰林，任國史副總裁、刑部尚書。康熙四十三年（1704）罷官歸里。工詩詞，論詩創神韻說。未仕時賦《秋柳》詩，嶄露頭角；官揚州五年，得江山之助，詩名大起。詩作甚豐，著有《帶經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居易錄》、《池北偶談》等。故居位于火神廟西夾道。
王士禛生平
王士禛是一代詩宗，主盟詩壇被尊為“泰山北斗”在詩壇上獨創詩論“神韻說”，由于詩論和創作順應了清初社會發展歷史潮流，反映由此帶來的詩風轉變的共同趨勢，又取得很高成就，產生廣泛影響，因被人屢以“博學善詩文”之名興薦，受到康熙召見，應康熙之命，擇取自己詩作300首為《御覽集》呈上，詩歌的秀雅與溫厚進一步贏得最高統治者的歡心，從此受到格外恩寵，屢屢得到親筆字畫的賞賜和康熙專讓為他寫的“帶徑堂”、“信古齋”兩堂額。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會文人中不多見的，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賞識，從而宦途通達，其詩起了相當的輔助作用。其詩得到了皇帝的褒揚，進一步確立并穩固了詩壇領袖地位，引導了一代詩風。
王士禛是一位政績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勤于著書，著有《帶經堂集》、《漁洋詩集》、《池北偶談》等數十種560多卷，其詩論“神韻說”造詣極深，影響深遠，一時門生半天下，詩友數百人，他主持風雅達五十年之久，被尊為“一代詩宗”，“文壇領袖”。王士禛之所以這樣顯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緊密相關的，他出生在一個世代仕宦家庭里，這個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葉前后二百多年間出進士31名，舉人46名，出仕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學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謂科甲蟬聯，簪纓不絕，人才輩出，成為“江北青箱”。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王漁洋先生萌發對詩文的興趣，除去本人勤奮學習，刻苦努力外，家學淵博即是重要的因素。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當投身大自然便詩興澎湃，一發而不可收，如順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為揚州推官，揚州為東南名勝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與諸名士詩酒文宴，來往甚密，并組織共同倡和，編有《紅橋唱和集》不少詩人以詩記載當時盛況，時傳為揚州文壇一段佳話，揚州5年是文學生涯中十分難記的歲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編定《漁洋山人精華錄》大部分選自《典試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這些詩歌的產生均是“典試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詩刊歌創作的精華。
王士禛蜚聲海內的另一個原因是注重以詩會友；以文論交。他主觀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論貧富總樂于之結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與蒲松齡的交往。
蒲松齡是山東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與漁洋同時，而籍貫鄰縣，然而兩人社會地位及處理卻很不一樣，王士禛身貴族勢居高位，而蒲松齡始終是個窮塾師。但王士禛很賞識蒲松齡的道德學問，蒲松齡也很敬重王士禛為官清正，及詩文造詣，彼此從文字結交為好友．蒲松齡著《聊齋志異》，王士禛為之評點揚譽。除了文壇上的成就，政績也相當顯赫。26歲任揚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歷任翰林院侍讀、都察院、國子監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書，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啟彷官唐山縣令，唐山當時土脊民貧，對兒子以書生驟升縣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專門寫下《手鏡錄》一冊給他，予以教誨，全書由數十條作官和生活經驗構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審慎處事，潔已愛民，雖然是讓兒子，“置座右”實際上，也是王漁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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