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東晉詩人陶淵明的《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賞析大致在魏晉以前，以儒家學說為核心，中國人一直相信人類和自然界都處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這一種外于而又高于人的個體生命的權威，在東漢未開始遭到強烈的懷疑。于是就迎來了個性覺醒的時代；在文學創作中，相應地有了所謂“人的主題”的興起。但個性覺醒，既是舊的困境與背謬的結束，又是新的困境與背謬的發現與開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個體生命與永恒的宇宙的對立。詩人們不斷發出哀傷的感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古詩十九首》）；“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贈白馬王彪》）；“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阮籍《詠懷詩》）。人們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無限存在對有限人生的壓迫。
但是，即使說困境與背謬注定要伴隨人類的全部進程（這是一個存在主義的觀念），在不同的階段上，人還是要尋找不同的解脫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詩意上的，人也要發現一種完美的生命形態。所以到東晉末，在玄學的背景中，陶淵明的詩開始表現一種新的人生觀與自然觀。這就是反對用對立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相反地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在他的這《飲酒》第五首之中，表現得最為充分而優美。憑著它那淺顯的語言、精微的結構、高遠的意境、深蘊的哲理，這首詩幾乎成了中國詩史上最為人們熟知的一篇。
全詩的宗旨是歸復自然。而歸復自然的第一步，是對世俗價值觀的否定。自古及今，權力、地位、財富、榮譽，大抵是人們所追求的基本對象，也便是社會所公認的價值尺度。盡管莊子早就說過，這一切都是“賓”，即精神主體的對立面（用現代語匯說，就是“異化”），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終究無法擺脫。而陶淵明似乎不同些。他當時剛剛從官場中退隱，深知為了得到這一切，人們必須如何鉆營取巧、裝腔作勢，恬不知恥地丟去一切尊嚴。他發誓要扔下這些“賓”的東西，回到人的“真”性上來。
于是有了這首詩的前四句。開頭說，自己的住所雖然建造在人來人往的環境中，卻聽不到車馬的喧鬧。“車馬喧”，意味著上層人士之間的交往，所謂“冠帶自相索”。因為陶淵明喜歡訴窮而人們又常常忘記貴胄之家的“窮”與平民的“窮”全不是一回事，這兩句詩的意味就被忽視了。實在，陶家是東晉開國元勛陶侃的后代，是潯陽最有勢力的一族。所以，盡管陶淵明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門無車馬終究是不尋常的。所以緊接著有一問：你如何能做到這樣？而后有答，自然地歸結到前四句的核心——“心遠地自偏”。“遠”是玄學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脫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狀態。此處的“心遠”便是對那爭名奪利的世界取隔離與冷漠的態度，自然也就疏遠了奔逐于俗世的車馬客，所居之處由此而變得僻靜了。進一步說，“車馬喧”不僅是實在的事物，也是象征。它代表著整個為權位、名利翻騰不休的官僚社會。
這四句平易得如同口語，其實結構非常嚴密。第一句平平道出，第二句轉折，第三句承上發問，第四句回答作結。高明在這種結構毫無生硬的人為痕跡，讀者的思路不知不覺被作者引導到第四句上去了。難怪連造語峻峭的王安石也大發感慨：自有詩人以來，無此四句！
排斥了社會公認的價值尺度，探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點，這就牽涉到陶淵明的哲學思想。這種哲學可以稱為“自然哲學”，它既包含自耕自食、儉樸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為人的生命與自然的統一和諧。在陶淵明看來，人不僅是在社會、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個個體生命作為獨立的精神主體，都直接面對整個自然和字宙而存在。從本源上說，人的生命原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大化”遷變的表現，只是人們把自己從自然中分離出來，投入到毫無真實價值的權位和名利的競逐中，以至喪失了真性，使得生命充滿焦慮和矛盾。所以，完美的生命形態，只有歸復自然，才能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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