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持身不可輕 用心不可重
【原文】士君子持身不可輕，輕則物能擾我，而無悠閑鎮(zhèn)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則我為物泥，而無瀟灑活潑之機。
【譯文】一個才德兼?zhèn)涞氖看蠓蛐途悠饺沾私游锝^對不可有輕浮的舉動，尤其不可有急躁的個性，因為一旦輕浮急躁就會把事情弄糟而使自己受到困擾，這樣自然就會喪失悠閑寧靜的生活雅趣；同理，一個才德兼?zhèn)涞氖看蠓蛐途樱谔幚砣魏问虑闀r，都不可思前慮后想的太多，因為凡事如果想的太多，就會陷入外物約束的艱苦局面。這樣自然會喪失瀟灑超然物外無拘無束和蓬勃朝氣的生機。
【解說】外在的行動必反映出內(nèi)心世界。一個舉止輕浮的人，他的內(nèi)心必不穩(wěn)定。因此，養(yǎng)生者必須注意自己的行動，以免對健康造成危害。一個人的外在行為受自身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是顯意識動機。當他對某件事情感興趣，他就有意識地去做。但是，一個人對某件事情感興趣，只是主觀的意志，并不能說明那件事情對身體就沒有危害。例如一個人對賭博感興趣，可這事情恰對人的身心健康有危害。因此，養(yǎng)生者必須加以選擇，權衡其可為還是不可為，否則，草率去行事就定然給身體種下不良誘因。一是潛意識的動機。當他遇上某件事情時，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就糊里糊涂地去做了。例如一個人在心緒不寧的時候，忽然拿起刀子削水果，卻將手削了道口子。這種失誤的事情就是潛意識作用的結果。但它的根本原因，還是心理活動造成的。即是說，一個人對外界環(huán)境有什么感受，必會通過人的心理活動傳遞給人體的深層潛意識，這樣，潛意識將信息傳遞給人的生理機體。所以，養(yǎng)生者不能做輕浮舉動，對于事或物都要作認真思考，讓心里有一個清楚的認識，這樣，才不會害生的。注意自己的行為，要從自己的思想意識抓起。只有先濾清思想意識的欲念，才能規(guī)斂自己的行為。若是只從外在行為著手，無疑是開門揖盜，不但于事無益，而且反帶來了危害。
【例解】唐高祖用人 既往而不咎名將李靖與唐皇李淵間的一段恩怨從來都是文、史家矚目的題材，因為它蘊含著豐富的寓意。李靖少有文武才略，是隋朝開國名將韓擒虎的外甥。韓擒虎每與李靖論兵都非常賞識他的謀略，以為“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隋朝末年，僅在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縣)為一郡丞。此時，唐皇李淵尚未稱帝，也在山西，為太原留守，統(tǒng)鎮(zhèn)北疆。李靖以其軍事家的眼光察覺李淵擁兵有異志，便多次報告朝廷。因此，李淵十分怨恨李靖。史書只簡單記為：“靖素與淵有隙。”恭帝元年(617年)，李淵以回擊突厥入境為借口聚集兵將。李靖覺得情況非常。“因自鎖上變”，準備親自到江都告變，到達長安后，因各地義軍紛紛起而反隋，通往江都的道路阻塞，便留在長安。不久，李淵大軍攻占長安，李靖被獲，欲將問斬，在殿前李靖大喊：“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李世民等一再求情，高祖李淵才將李靖赦免，李世民即召其入幕府。武德二年(619年)，蕭銑占據(jù)荊州派兵進取州。高祖李淵派李靖迎戰(zhàn)，在峽州被阻，久不能進。于是，“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由于峽州刺史許紹惜其才，為之奏請，李靖才再次得以獲免。后代史家評論高祖“不以明詔而陰敕，猶欲以宿憾殺之”。到武德三年(620年)，一統(tǒng)大業(yè)尚未完成，開州蠻冉肇則又連陷巴東數(shù)州，趙郡王李孝恭大軍與戰(zhàn)不利。此時，李靖也在李孝恭麾下，便將兵卒八百人，奇襲敵營，并于險要設伏，斬殺冉肇則，俘獲五千余。高祖聞訊大喜，對左右大臣說：“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同時，手敕慰勞：“既往不咎，同事吾久已忘之。”第二年，李靖陳千策以滅蕭銑，高祖授其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李孝恭行軍元帥府長史，“三年之任，一以委靖”。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即平定蕭銑勢力。李靖為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使之安撫嶺南，得九十六州、六十余萬戶。
漢文帝識才 敬重張釋之人才是時代的產(chǎn)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用人的標準。這一標準的確定并非完全取決于君主個人的好惡，而必須服從于這一時期的主要政治任務。李廣是漢武帝時期抗擊匈奴的名將，但在漢匈關系以和親為主的文帝時代卻無法充分施展他的軍事才能，漢文帝曾感慨系之地說：“李廣如果生在漢高祖時代，封萬戶侯安足道哉!”人才選拔和使用的這種鮮明的時代特征，從漢文帝不以口辯用人一事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一次，漢文帝游幸上林苑，隨行的有謁者仆射張釋之。文帝登上虎圈，詢問主管上林苑的上林尉苑中畜養(yǎng)禽獸的種類和數(shù)量有幾多，一連問了十幾個問題，上林尉都支支吾吾說不清楚，而一旁管理虎圈的嗇夫卻代為作了詳盡的回答，文帝很是滿意。文帝認為，上林尉不忠于職守，擔任官職就應該像虎圈嗇夫那樣。于是下詔讓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不以為然，又不便對抗皇帝的成命，就問漢文帝：“陛下認為絳侯周勃是何等樣的人?”文帝回答：“是長者。”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何等樣的人?”文帝也肯定他是長者。以此，張釋之說：漢文帝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急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閹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工，疾于景向，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覺得張釋之的話很有道理，就收回成命，不再提拔嗇夫。張釋之反對超遷嗇夫是否正確，這里可以不論，但張釋之的確提出了一個選拔人才、使用人才的原則。即不以口辯用人，不論是選拔人才，還是使用人才，都不應該“爭口辯，亡其實”，即主要不是看他說的怎樣，而是看他做得怎樣。否則，形成一種夸夸其談、不注重實際的社會風氣，就不僅會在選拔使用人才方面出現(xiàn)失誤，而且會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定，甚至像秦王朝任用刀筆吏一樣，導致二世而亡。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張釋之反對超遷嗇夫，并不能為那個在其位而不明其政、不謀其政的上林尉開脫。西漢初年，懲亡秦之戒，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政治指導思想方面，推崇黃老無為，主張“貴清靜而民自定”。國家少事，加之各級官員多出自功臣，軍事、文化素質(zhì)偏低，這樣就使上林尉這樣的官員得以尸位素餐。然而，漢文帝時期正是西漢初年由無為轉(zhuǎn)向有為之時，文帝本人也試圖有所作為，因此對那種“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官員十分不滿。他雖然以國家安定為重，聽從張釋之的勸告，沒有提拔虎圈嗇夫，但是其后不久卻免除了高踞相位卻不明其政的周勃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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