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油價質疑在于市場定價
劉滿平
國內成品油的每一次價格調整，都會牽動整個社會的神經。今年元宵節國內成品油調價就是一個明顯例證：盡管國家有關部門從民生角度出發，有意推遲了調價時間，但由于沒有趕上好時機，被臺灣地區同日下調油價的表象沖刷得一干二凈，落得個“內漲外落”、“背道而馳”的質疑，真是良好的初衷獲得意外結果。
這已不是價格管理部門第一次被冤枉，因為在現有石油市場競爭體制和定價機制下，只要成品油價格還沒有真正由市場形成，調價權還掌握在政府手里，每一次調價，政府都可能“背黑鍋”，替企業承擔質疑。
比如，對于油價形成的認識而言，每次調價都是根據之前走勢來作出判斷的，調價后的走勢要等到下一個調價周期來反映。而社會上總是拿調價當天或者幾天的國際市場油價來對比，這是不科學的;對于石油企業的認識，主要在于由于沒有公開的、具體的、形象的量化指標，社會普通大眾更多看到的是其壟斷的負面形象，沒有認識到這些企業為國家作出的貢獻，例如特別收益金、油價中的巨額稅收等。
幸好，決策部門已經認識到上述問題的存在。日前，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已經在兩會上正式提出，對現行定價機制進行一些完善和修正。其中就包括調價幅度和調價周期問題，但沒有明確是否修正調價參考地的問題。盡管有進步，但在目前幾大石油巨頭壟斷成品油批發和零售、成品油定價機制尚未完全市場化的局面下，上述動作還只是治標不治本，無論將4%的幅度調整為2%、1%甚至更低，社會都會質疑制定該標準的依據。
為此，有人建議將定價權下放給各大企業，以此來甩開包袱。但在壟斷體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定價權下放只是矛盾焦點的暫時轉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定價，而且這種方式可能造成價格壟斷，因此，這種方式也難以行得通，說明當前政府在成品油定價機制中的作用和地位還是相當重要和必須的，不能完全撇開。
即使新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出臺后，政府還是會起主導作用，會遭遇到社會的輿論壓力。既然如此，當前政府能做的就是注重調價時機和幅度的選擇，避免給經濟運行以及CPI造成較大的不利影響，對社會民生帶來太大的壓力。從長遠來看，從成品油市場體系建設方面入手，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壟斷格局，真正實現由市場機制定價形成，這才是最終落腳點。只是目前距離這個理想還有一定距離，但我們畢竟正行走在路上。
農民的土地流轉答卷
俞儉 王賢
原以為兩會離農民很遠，實則不然。遠在千里之遙的湖北鄉村農民，時刻關注著北京的兩會。兩會傳遞出的每一個信息，都牽動著廣大農民的心。尤其是事關“三農”的政策、改革舉措更受矚目。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支持發展多種形式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和多層次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逐步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說出了廣大農村干部群眾的共同期盼。
新時期農民再也不只是埋頭種田，而是根據政策導向、三農改革的措施，考慮誰來種田、怎么種田的問題。而農村火熱的實踐正在給出令人鼓舞的回答。
兩會期間，在湖北京山、鐘祥、隨縣等地采訪發現兩大可喜現象，一是鄉村土地流轉搞得熱火朝天，種糧大戶、專業合作社規模流轉，回答了誰來種田的問題。有的縣市土地流轉達到20多萬畝;二是農村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回答了怎么種田的問題。不少鄉鎮基本實現了機耕機收，機械插秧也達30%以上，農民種田越來越輕松了。
“這段時間天天關注兩會，感到很受鼓舞，干勁越來越大。土地集約化經營很受農民歡迎，也是大勢所趨。合理有效的土地集約方式更能保護好農民的財產權利。”京山縣種糧大戶劉若崢談起土地流轉，充滿信心和激情。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在農村農民，難點也在農村農民。沒有農村和農民的全面小康，就難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傳統分田到戶、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難以讓農民實現小康。以土地集約化經營，依靠種植大戶、專業合作社通過規模經營、機械化，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種田效益，將農民從土地里解放出來，實現了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農民的目標。
農民將土地流轉出去后，每畝地每年有六百、一千元不等的流轉收益，并依然享受國家的糧食直補和綜合補貼。并每5年調整一次流轉合同。這樣，有的農民可以放心出門打工，拓寬增收渠道。有的農民留下來，由合作社返聘從事田間管理。合作社種田的機械化率提高后，特別需要年輕農民成為機械手，推進農業機械化。劉若崢的崢嶸農莊種植專業合作社，35歲以下農民87人，占了41%，成為機械化種田的主力。
可以想見，隨著時代發展，土地規模經營、機械化種田必將成為大趨勢。傳統的耕作模式將被取代，一代有知識、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農民，正馳騁于希望的田野上。
不可停下工作坐等機構改革
龍在宇
3月1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決定。這次機構改革意義十分深遠，它將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新一輪機構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大幕已經拉開。按照工作計劃，改革將很快進入實際操作階段。機構撤并、人員流轉等具體工作將有條不紊地展開。
根據以往的經驗，在推進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部門的利益受到影響，某些干部原本熟悉的工作環境，乃至于個人前途也面臨改變。這些情緒難免會影響到工作，甚至一部分人還會產生觀望等待，“先把手頭的工作停一停”等錯誤思想 。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轉變職能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深化改革的決心，體現了改革發展取向，符合時代要求，順應發展要求。改革的目的，就是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在改革過程中，如果任由觀望等待的情緒蔓延，甚至影響到正常工作的推進，就顯然與改革初衷背道而馳，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涉及機構變動的部門，宜樹立既要抓好改革工作，又要抓好當前工作的思想認識。與本次改革有關的各級干部與工作人員，都應該穩定思想，立足實際，繼續做好本職工作。我們正處在改革開放年代，改革本就是這個時代的主題。不管機構如何調整，都應保持工作程序不亂、作風紀律不松、工作勁頭不減。越是改革攻堅期，越要做到思想不滑坡、工作不松勁。
《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也明確指出，各部門要充分認識這次改革的重要意義。涉及機構變動的部門，要服從大局，確保機構、職責、隊伍和裝備等按要求及時調整到位，確保人心不散、隊伍不亂、工作不斷。
職能的轉變，部門的合并，必然涉及干部個人的進退流轉。能否正確對待個人的進退流轉，也是對干部個人黨性的重要考驗。我們常講，衡量一個干部，既要看他平時的表現，更要看他關鍵時刻的表現。機構改革既屬于這樣的關鍵時刻。涉及機構變動的部門的干部，更應該沉心靜氣抓工作，把思想和精力凝聚到加快發展上來，多想群眾的事、少想個人的事。
機構改革是一項原則性、政策性、政治性很強的工作，各個部門和每一位干部都要站在黨的事業和全局高度，從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正確對待機構改革中的個人得失。不能以個人滿意與否，作為衡量這次機構改革成敗的標準。
公共權威部門應“主動作為”
李松
近日，上海市黃浦江上游發現大量死豬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公眾最擔憂的，除了數量龐大的死豬數量、部分死豬身上檢測出的豬圓環病毒，更主要的是黃浦江上游，正是上海市飲用水的水源所在。
此前，上海市環保、水務部門稱，黃浦江上游原水水質較為穩定，自來水廠出廠水質也符合國家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被初步確定為死豬源頭上游的浙江嘉興則回應稱，當地沒有疫情。如此神速的調查回應，令公眾質疑聲不斷。
類似跨地域污染事件，近年來并非孤例。從現實情況來看，中國并非缺少跨地域治污的監管制度，而是有制度不執行。也正是有法不依，才造成了類似跨地域污染事件頻發。
更糟糕的是，由于屬地管理原則，在解決涉及到跨地域污染事件時，缺乏統一協調執行力，以致涉事屬地之間總是相互扯皮、推諉責任。對公眾關切的問題，不是遮遮掩掩，就是敷衍了事。政府公信力因而一再受損。
事實證明，跨地域污染事件不只單個部門的事情，還牽涉環保、水務、食品安全等多部門。這更需要有上級權威部門牽頭，實行資源整合信息共享，建立起從信息公開到聯動協調的應急處理機制。
但在以往多起跨地域污染事件中，上級權威部門要么缺位失語，要么責成地方進行調查和處理。而多數地方涉事方的自我“調查”，因自身處于利益糾葛中，其結論往往陷入自說自話的尷尬語境中。
就這次黃浦江“死豬事件”而言，要畫上句號顯然為時尚早。目前公眾只能從各當事方得到一些擠牙膏式的“碎片化”信息。由于此事件跨省域，影響大，衛生部、環保部等國家權威部門有必要盡早介入，成立第三方事件調查組，以更超脫的權威調查結論發聲，同時啟動相應問責機制。
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公共權威部門應主動作為，并進行高效的聯動協作，及時和準確地回應民意關切，這也是政府轉變職能的要求。這個轉變，就是權力轉身，即向服務型、創新型、法治型政府轉身。
當前，公共權威部門要切記公權力的來源、屬性，不但要習慣公眾質疑，更要有承受公眾尖銳批評的氣量。只有在政府和公民的良性互動中，公共權威部門才不至于“惰政”，其聲音才能被公眾所接受，公共治理才能最終走向現代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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