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掐架”暴露教育功利化之害
姜赟
考生有自主選擇權，高校應憑自身影響力吸引人，而不是用欺騙、攻訐和利誘等手段“綁架”考生
高校招生，往往被喻為“大戰”。近日，這場大戰再起硝煙。復旦大學稱有人假冒該校老師欺騙考生修改志愿，更有教師在微博上直指“李鬼”來自上海交大。上海交大則緊急回應，稱不存在上述行為。
且不論真相如何、誰是誰非，這樣的過招，在某種程度上折射高校招生時爭奪優質生源的亂象。從自主招生的“北約”、“華約”抱團“掐尖”，到去年北大清華公布的新生狀元數相互“打架”，高分考生作為“稀缺資源”，屢屢讓各個學校費盡心機。
的確，優質生源是決定高校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但是，考生有自主選擇權，高校應憑自身影響力吸引人，而不是用別的什么手段，如果罔顧規則甚至觸犯法律，則不僅損及學校聲譽，更會給學生留下令人失望的“第一課”。
亂象產生，源于招生已成一些高校的“面子工程”。比拼狀元數，比拼分數線……一旦生源被看成衡量高校實力的重要標準，學校下任務、定指標、許重獎，承受巨大壓力的招生工作出現無序競爭，也就在所難免。從一些高校為提高分數線只設一個招生計劃，到一校猛打另一校招生熱線致使線路繁忙，各種奇招、怪招迭出，便是明證。
一些情況值得注意：招生的過程和結果表面上公開透明，但是招生人員“私下”的活動——包括動用各種關系進行的種種許諾、游說等——卻始終暗潮涌動。而對于高考招生，缺少法規細則進行引導規范，也沒有相關罰則讓“越軌者”止步。既有重重壓力，又有規則缺失，不正當競爭怎能不愈演愈烈？
實際上，“生源崇拜”只是“分數崇拜”的延續。高分不等于優質，招收的高分考生多也不等于學校一流。這樣的常識，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年，卻還是難成共識。這當中，有選材標準單一的原因，有評價體制不夠合理的原因，也有高校自身教育思想、教育觀念的原因。
如果把高校招生看成基礎教育的終點，招生掐架背后的“生源崇拜”會反饋到基礎教育的過程，“分數至上”、“應試為先”的魅影，將難以揮去。而如果把高校招生看成高等教育的起點，那么，這樣極端功利化競爭也會影響到高校的教育方向，讓一些學生從一開始就曲解了成功的含義。
一切以優質生源為先，這樣的認識本身正佐證著對于教育結果的功利化評判和對于教育本質的功利化認知。從“被就業”牽扯出的高校就業率造假，到各種大學排行榜背后的利益鏈條，再到號稱“沒有4000萬身價不要來見我”的教授，這種種事件，與招生亂象一樣，都反映著教育功利化的迷思。
大學是創造社會理想的地方。當津津樂道于“分數線”、“狀元數”，當為了“掐尖”而不惜掐架，高校不妨問一問自己：我們的社會，究竟需要怎樣的大學？說到底，高校追求的不應是“分數化政績”，而應是文化傳薪人、社會守望者的使命和責任。
用透明解開公路收費之“結”
劉先云
缺乏公路建造成本、資金來源、收費去向等信息的披露，收費清理只會囿于各方“口水仗”
從京藏高速公路大堵車，到鄭州黃河大橋等“名橋”違規收費；從一些地方公路超期收費，到高昂物流成本助推蔬菜價格上漲……公路收費問題引發輿論持續關注，換來相關管理部門積極回應：交通運輸部等五部門聯合發出通知，開展收費公路專項清理工作。日前，山東省率先公布實施方案，明確8種公路立即停止收費。
相關部門嚴格要求，各地積極響應，收費公路的清理相信能“給廣大群眾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但也要看到，違規收費現象仍然比較普遍，清理執行仍有難度。
種種問題背后，是在收費問題上的各執己見。公眾抱怨收費數額高、時間長，加劇了交通擁堵；主管部門卻解釋貸款尚未還清，公路維護費用高昂，不收費反而造成交通擁堵。而在爭議最大的“收費還貸”上，審計報告顯示部分公路早已收回成本，如首都機場高速1993年修建時貸款7.65億元，到2005年底收費就已達32億元。但數據也顯示，公路貸款加重地方債務負擔，到2005年底18個省份收費公路銀行貸款余額高達8000多億元，被透支的“公路收費權”一旦停擺，將影響到地方財政狀況。
公路收費問題成為難解的結，從根本上都指向這一筆“糊涂賬”——缺乏公路建造成本、資金來源、公路性質、收費標準以及收費去向等信息的詳細披露，只會使公眾與主管部門、運營企業爭執不清，難以清理。
只有實現收費相關信息的公開，才能防止公路變成“私路”，淪為少數部門和個人損公肥私的工具。按《收費公路管理條例》規定，政府還貸公路的車輛通行費，“必須全部用于償還貸款和有償集資款，不得挪作他用”。而媒體披露部分地區百公里公路養活400余人的消息，卻讓人懷疑：高額過路費有多少真正用于指定用途？這暴露出，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和企業內部可能存在效率低下、利益交換等深層次問題。
如果沒有公路收費信息的公開，公路成了地方政府的“搖錢樹”和“政績工程”，修路沖動還會加劇。如此一來，大修大建會導致債務問題更加突顯，增加金融風險隱患和民眾負擔。
應該說，當前全面取消收費公路并不現實，政府部門很難有足夠的資金確保現有龐大公路體系的建設與養護。然而，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過高的物流成本推高物價，已然與宏觀調控方向相悖。相關主管部門和企業更應結合專項清理工作，及時公布收費公路有關信息，全面接受社會監督，積極爭取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要規范公路違規收費，遏制地方的投資沖動，必須推動公路收費相關信息的徹底公開。唯有如此，才能還民眾以知情權，還公路以公益性，還地方政府以應當之角色。
治理者如何面對“失當批評”
范正偉
如果不讓講錯話，就不會有人講真話；如果拒絕接受“失當批評”，就會逐漸滑向拒絕接受一切批評
近日，河南南陽一市民在“書記市長網上留言板”上抱怨該市“交通整治行動”變為“罰錢”行動，鼓動市民“闖紅燈”。對此，有關方面回復稱，該市民的想法和呼吁“完全是逆潮流而動”，“公安機關將密切關注你的煽動性言論是否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再視情處置。”
盡管后來該市民承認言語過激，有關方面也回帖表達歉意，但這樣的互動還是讓人感慨良多。
公允地說，盡管此次回復有點“雷人”，但南陽有關方面的網絡問政還是有不少值得肯定之處：不同于有些地方的漫無期限，在一個小時內就做出回復；也不同于屢屢復制的“萬能回復”，仔細查閱市民留言并逐條回應。然而，如此的“雷人回復”卻讓人“傷不起”——不管是對政府努力還是民眾熱情。
南陽有關方面之所以“霸氣外露”，大概與留言“無端謾罵”、鼓動違章有關。毋庸諱言，現實中尤其是網絡上，民眾表達有時比較率性、夾雜情緒，甚至“捕風捉影”。因此，比關注個案更值得探討的是，治理者如何面對這些“失當”乃至“錯誤”的批評、質疑。
現實中，有極端落伍“跨省追捕”的，有看似超脫“置之不理”的，有興之所至“霸氣外露”的。南陽這一事件顯然屬于第三種。受發帖者的情緒感染，與網民扳腕較勁，卻惟獨缺少深思：網絡互動的初衷為何？過激情緒的根源在哪兒？政府工作是否完美無缺……倘若能在這些方面多做一些反思，回應時就能少一些火氣、減幾分霸氣，有效引導民眾理性看待問題。
所謂無風不起浪，民眾的某些批評或許帶有情緒，但情緒的背后往往潛藏著真實問題，治理者如果只盯住表面情緒，只顧“以牙還牙”，就無法見微知著，從更深層次看問題；更不能防患于未然，從根本上紓解民憂、化解民怨。其實，參與就是認同，牢騷意見里往往包含著民眾的信任期待，而這恰恰是寶貴的治理資源。正因如此，重慶合川區委書記王作安表示：“凡是針對合川的罵帖，一律不準刪除。”也正因如此，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坦言“不怕群眾發脾氣，不怕群眾罵娘”，強調網絡問政應該是平等地問、虛心地接受，不計態度、不問來歷。
進一步講，即便批評真的失當，只要不是誹謗造謠，治理者同樣需要寬容對待。一方面，相對于有關部門而言，公民所掌握的信息資源畢竟有限，使得批評監督不可能絕對準確；另一方面，批評監督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政府接受批評監督，也包括接受不準確的批評監督。如果不讓講錯話，就不會有人講真話；如果拒絕接受“失當批評”，就會逐漸滑向拒絕接受一切批評。
民心可敬、民意可畏、民氣可用。正如胡錦濤總書記“七一”講話所言，“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治理者只有正確面對“失當批評”，才能最大限度減少“失當言行”，從而更好地培植信任資源、夯實治理基礎。
對事故瞞報必須“零容忍”
何勇
我們或許永遠也做不到“零事故”，但對重大事故的瞞報遲報行為絕不能留下容忍空間
渤海灣，840平方公里的清澈海域，相當于一個城市的面積，一夜之間一類水變成劣四類。
7月5日，國家海洋局通報中海油蓬萊19—3油田漏油造成的初步后果。此時距6月4日海底溢油事件發生已過去31天。雖然中海油方面稱“沒有瞞報”，但一個月時差或許折射出企業對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的逃避，對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的漠視。
《海洋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事故之后，須“及時向可能受到危害者通報”。看看中海油方面的“事故之后”吧，不是以沉默應對媒體，就是以刪帖應對網絡，而對于水污染程度如何、水產品是否被污染、會不會對人造成不良影響等情況，被動公開都談不上，更遑論向沿岸漁民、社會公眾主動通報了。
雖然我們一再強調“安全重于泰山”，但在很多領域仍難實現“零事故”——包括漏油事故。正因此，及時通報尤顯重要。如果說，發生事故確是“成因復雜”，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情況，但之后采取瞞報，則完全是一種“人為因素”，性質當有所不同。
近年來，對于突發事件、公共事件的早報、快報，已基本成為共識。然而一些大型企業在信息公開方面還非常欠缺。2010年7月中石油大連新港漏油事件、紫金礦業污染事故等，都是如此。這背后自然是特別簡單的利益考量：一方面，披露事故造成股價下跌，形成巨大的直接損失；而另一方面，瞞報緩報、多方公關把大事化小，“捂蓋子”收益驚人。
“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得出準確結論”，有關方面如此解釋這一個月“時差”。但我們看到，早在6月21日，已經有網友微博爆料，引起各界高度關注。真假傳言甚囂塵上，管理機構如果一味按照自己的節奏走，置之不理，既不利于以正視聽，還可能激化事態。
查清原因、給出結論固然需要專業嚴謹，但事實的及時發布、過程的及時公開有時候更為重要。如果結論一時無法得出，難以評估事故造成的風險，為此而做的調查、采取的防范措施、應有的公共預警等，更應及時告知公眾，給公眾一個明白，還社會一個安心。而且，也只有及時公開相關情況，才能形成強大的外力監督，促使問題盡早查清、更好解決。
這幾年，面對輿論，不少企業甚至管理部門常會采取“鴕鳥戰術”或“羊群策略”：面對輿論把頭埋進沙里，希望時間長了風頭過了；實在挺不住，讓小羊先出來叫幾聲，老羊躲在后面觀風聲。這樣的策略實質是逃避責任。其實，在信息時代，鴕鳥也好、羊群也罷，不過是掩耳盜鈴，最終，只會危及公眾切身利益，影響企業長遠發展，損害政府無形資產。面對這樣的結局，當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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